——致张顺奎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顺奎先生：你好！

      我是一个69年带着鸽子去云南插队的六七届上海知识青年。虽然此身屡遭罹难坎坷，养鸽断断续续，但对鸽子的挚爱和研究却有着一生不灭的情怀。现在退休回原籍，闲下来则在网上建了一个自己的专栏，只是想说说鸽子，也许这就是对信鸽这个令人着迷的尤物依然恋恋不舍的原因吧。

     有意在信鸽中国网拜读了你的专栏文章，感触很深。你们“老二代”前辈在文革中对中国的信鸽事业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是攻不可灭的，你们在危难中保护和发扬光大了我国的信鸽事业，你们的这种精神始终激励、感动着我至今......

      先生，你是个十分谦虚的人。我是早年通过你的云南挚友了解了你，但你并不认识我。看了你的专栏，我感动的同时也深感很遗憾。在这里我想为您，不！是为中国的信鸽史，为我们上海的信鸽事业你和老一辈曾经所做的贡献，说几句真实感言。

      你在专栏里发表的所有文章，唯一让我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没有一篇提及当年云南军鸽与上海信鸽的这段真实的美好的渊源历史。这一定是你谦虚的原因。你在当时作为上海信鸽协会的领导，积极支援石宝铨、陈文广率领的云南军鸽队在上海的军用鸽征招工作，是功不可没的。这批征招的“信鸽兵”，对后来云南军鸽，和民鸽的发展，至今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云南军用鸽在300公里以内高原山地集训全归靠它们的血统！云南信鸽突破千公里也靠它们的血统！当年你的十一条、毛脚雌、汪老的西安冠军、秀龙的西宁九名、丁陪新的飞轮、还有白砂雌、三五雄、马鞍山雄等等一大批上海当年优秀种鸽及子一代，在80年以后的几次偶然机会，无论在军鸽队和民间的，我几乎都有过上手，印象颇深。它们的后代在民间有梅金昌的武汉冠军、石宝铨的长沙冠军，以及您的十一条后代在云南烟草之乡玉溪也飞出了长沙。在军鸽队，记得80年放12只上海，有一只深雨点砂眼雌，伯马飞回昆明关上军鸽场，这只鸽子的归巢真实性，开始并没有异议，后来在民间才众说纷纭。当年我第一次在昆明军鸽队举办的信鸽展览中曾见过这羽鸽子，又在一次参观军鸽场时也上过手。陈文广先生是个很好客的军人，当听到身边一起长大的至亲鸽友（我的已故挚友）向他介绍我是个上海鸽友时，就额外客气，同时让我得到了上手上海鸽这个特殊待遇。我是从小喜欢专于研究信鸽种性的，对上海高代种鸽能出成什么样的鸽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至今引以为荣。说句老实话，我认为那只鸽子是真的！我也赞成这样猜测：它极可能就是你老太原血统里的深雨点李种(也许是十一条血统)，和蔡老先生当年推荐征兵的一只多次放过1000公里记录的砂眼吴松雌的直子。社会上虽然有不同说法，然凭我个人经验却还是这么认为的。

     我其实很理解云南军鸽队，我认为作为培养军鸽，陈文广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用上海的优秀品系，和适应云南高原山地飞行的高原种系杂交，育出了一代500公里以内（特别是300公里）极其稳定、不怕风雨又能与人亲和、听人指挥的鸽系，改良了老高原品系，提高了它们的距离和速度档次，对当年部队军鸽在战时适用上的好处是无可非议的。听说他为此曾得到过部队嘉奖，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能理解广大信鸽爱好者，在延续30年后的今天，云南的鸽子再也没能从上海飞回的困惑。人们的期盼是需要我们的突破，就象八十年代昆明终于以一只红绛长沙9名归巢，打破了“云南红绛不可能突破长沙”一样。

     从历史的客观角度看，当年云南部队在上海征鸽，没有陈文广主动向上级打报告不行，没有您领导的上海信鸽协会的大力支持也不行。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由于信鸽的国家征用，使我们很多老一辈的养鸽家，在那个浩劫的年代里得到了名正言顺的保护。这一点您老当年领导的上海鸽协也是作出贡献的，我们都不应忘记那段历史。

    有人曾建议我写当年上海种鸽从军云南军鸽队的故事。我想只有您才有资格写怎么大题目的文章。因为你和那些上海老一辈养鸽家才是那个时代的当事人、见证人。想当年，你来昆明考察军鸽，和云南朋友一起游览西山，是一幕很难忘的轶事.......

     由衷的希望您老，能为我们广大鸽友揭开这光荣的一幕历史。

     最后祝您老身体健康，快乐长寿！

                                   虞海明拜上

写于:201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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